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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减“肥”
山东临沭县的一家化肥厂正经历一段艰难时光。生产车间空无一人，玻璃破碎，机器生锈，袋装的化肥散乱堆放。
县里曾经的上百家化肥厂，如今只剩一小部分存活。10年前，几乎每家化肥厂门口都有等待取货的经销商，拉货的车队排出几公里远。
全中国的化肥厂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这个农业大国已经在努力减“肥”。
“生产线空在那儿，一些企业只能转型和出口。”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金书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2015年，中国提出“化肥零增长”的目标：2015年到2019年，逐步将化肥使用量年增长率控制在1%以内；力争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2017年年末，农业部传出消息，这个目标提前3年实现了。农药使用量已连续3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这是农业的一次转折。”金书秦这样评价。
“来个村干部，穿条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金书秦的老家在潮湿的南方农村。他小时候家里种地，尿素放在米缸里，“它是一个个颗粒，跟糖一样”，不懂事的孩子“差点放进嘴里”。化肥在那个年代曾经稀有、珍贵，为中国人填饱肚子贡献养分。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 金书秦的长辈把猪粪和化肥混合——此举可以节省一点化肥，挑到田里去，“那时人力成本低，化肥裹在有机质里，利用率更高。”
而崔振岭的老家，当时还没用上含氮量高的化肥，替代品是氨水。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大池子，飘着一股味儿，每年每家分一桶氨水，一人拉着耧，一人推着，跟种子一起埋进土里。他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中心的教授，常与化肥打交道。
“合成氨的发明，养活了世界一半人。”崔振岭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化肥起源于欧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化肥的施用让欧洲人口成倍增长，一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鉴于化肥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合成氨技术发明者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签署的第一份商业协议，是引入中国13套世界最大规模的合成氨装置。邓小平回访的最大订单，是从美国购买尿素和磷酸二胺，二者都是肥料。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说，化肥养分浓度高，劲儿大，降低了劳动强度。化肥中的养分是传统有机肥的10倍以上。一亩农田10公斤的氮素供应只需要25公斤左右尿素，一个劳动力徒手半天就可以完成运输和施用。传统农业需要许多人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张福锁目前担任了东北和黄淮海地区玉米化肥减量增效试点工作的首席专家，东北和黄淮海地区的玉米化肥减量增效是“化肥零增长”三个试点之一。
曾经，中国鼓足劲儿实现化肥的增长。化肥刚刚进入中国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基础薄弱，化肥生产又依赖工业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化学工业投资的40%、优质无烟块煤的50%、进口天然气的30%、进口硫资源的60%以上都用于化肥生产。国家还为大中型化肥厂修建了专用铁路线、输电线路、铁路和码头仓库等。化肥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一度举全国之力生产。
当时的人们穿化肥袋子改制的裤子，很多产自日本，棉绸，不吸水，印字很难洗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是：“来个村干部，穿条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后来，中国的科学家自主创新了现代化的工业氮肥体系。1990年，中国超过苏联成为全球最大的氮肥生产国，2005年中国磷肥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我们的化肥这么快地发展，在全世界都是奇迹，其中，政策永远是第一位的，使劲鼓励。”崔振岭说。
这些对化肥业的鼓励措施，在每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的，包括免征增值税、运输补贴和电价优惠。
农村墙头上最常出现的是化肥的广告。在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中，30多个播报地区的画面里，最多时有20个是化肥的广告。“厂商花了很多钱，说明这个很重要。”崔振岭说。
把耕地看作银行，存粮于地
2015年，中国成为全球化肥用量最高的国家，是全球平均用量的3.4倍、非洲的27倍。
辽阔的大地被化肥喂“饱”，直至不得不减“肥”。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本身是一种养分，无毒无害，提供作物生长需要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崔振岭说，适量使用化肥，可以让果更香、瓜更甜。但作物吸收过多，就跟人“三高”、发胖一样，抵抗力下降，“作物倒伏，产量会下降，病虫害增加，农药加重，品质也会下降。”多余的养分吸收不了，排到水中，进入地下，污染地下水，通过径流，污染河川，形成面源污染，富营养化和温室效应的形成过程中，都有化肥里的元素。
金书秦开玩笑称自己“常在粪坑里行走”，在农村见过很多“污染揪心带”：农村的河边往往最脏，农药和化肥的袋子漂着，垃圾也在河边烧掉，“生态系统局部崩溃，鱼虾不可能活了”。
“减‘肥’最直接的目标是改善环境。”化肥零增长被视为农业转型和绿色发展势必要选择的道路，为了健康，必须要“瘦”下来。
“‘化肥零增长’提出之后，我们专门测算过，从哪里开始减。”金书秦说，“发现玉米、果蔬是用化肥大户。”这是化肥减量的“主战场”之一。
据农业部统计，2003年以来，玉米种植面积增加1.84亿亩，占粮食面积增量的97%。“产量、库存量和进口量都在增长。”金书秦说，“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说明很多玉米进了库存。”
边进口边积压库存，好粮入库而差粮入市。有农业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进口玉米比国内玉米便宜，国内国际价格“倒挂”。
过去，中国的玉米种植主要分布在“镰刀弯”区域，由东北向华北、西南、西北延伸，状如镰刀弯，成吨成吨的化肥撒向这片土地。现在，挂在北方农村窗前屋后的玉米不再增长，它可能失去“作物之王”的桂冠，政策引向种植大豆、杂粮。
2016年，玉米产量在保证粮食安全的背景下，实现12年来首次下降。“我们有勇气，也有底气提下降。”金书秦表示，根据农业部的规划，到2020年要减掉5000万亩玉米种植面积。
“之前玉米临时收储价取消，价钱跌了很多，市场逼你不去种了。”金书秦说。“两只大手”都在调节种植结构。
另一项“化肥零增长”的试点——测土配方施肥试点也在推进。这项技术是为土壤“体检”，因地制宜施肥。张福锁说，测土配方施肥数十万个试验证明，精确施肥可以实现每亩粮食作物减肥5公斤、增产5%~8%、增收100元的效果，而果菜茶等经济作物可以每亩减肥20~90公斤、增产10%~20%，增收超过2000元。
“以前我们追求的是产量，只能涨，像工资一样，降一块钱也不行，化肥是保证产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量也在一直涨。”金书秦说，“现在是保产能，注重耕地的质量等级，把耕地看作银行，存粮于地。”
他把“化肥零增长”比作开车，先踩刹车，刹住了才能挂倒挡，最终要负增长。
“一块钱的苹果没人买，十几块的那么多人抢”
北京的农业从业者石嫣现在追求的是种地不用化肥。
她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读书时公费在美国“洋插队”务农，毕业后当了一名新农民，在北京顺义种了300亩地，雇佣了50个工作人员，为大约800个家庭提供蔬菜和水果。
她还与三里屯的外资企业合作，在北京的高楼大厦上建起一块块绿地，只用有机肥，客户多是城市中产阶层。“化肥用多了，食物会发涩，一吃就能吃出来。”
在村里，如果向村民打听她的农场名字，不一定有人知道，但如果找一群“种地的大学生”，村民立马反应过来是找她。
村民一开始不理解她，不用化肥，“你们傻吗？”
几年下来，她的产量有所减少，但地力正在恢复，“在农场随便挖一铁锹，都能看到蚯蚓。”
两年前，她开始注意到“北京市推有机肥”，政府发放补贴，每吨600元的有机肥，只需要支付120元。
她拿到一张“生态卡”，用它可以直接购买补贴后的有机肥和生物制剂。“这是‘化肥零增长’之后，最明显的感受。”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世纪之初鼓励化肥产业的那些补贴，在逐渐取消，财政的支持流向有机肥。
2017年，农业部选定了100个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每个县给1000万元的补助资金。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2018年将继续扩大范围，再选择100个果菜茶生产大县推进试点。这是保证“化肥零增长”的一大措施。
“一块钱的苹果没人买，十几块的那么多人抢。人们现在追求的是质量。”张福锁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石嫣则说：“从求量到求质，我们面对的是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在升级。”
人们在寻找更清甜的水果和蔬菜。“化肥本身没有错，关键是滥用，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具体用量多少。”崔振岭说，经销商为了保证不出问题，会鼓励农民多用化肥。农户之间交流，“今年谁家的地长得好，其实有很多偶然因素，农民的答案总是‘多施肥多浇水’。”东亚还有一种“土地有灵”的文化，农民尊敬并感恩为他们提供食物的田地，因此会多施肥料来回报它。
石嫣26岁前从没在农村待过，这些年的新农民生活让她感到，“农民对土地的关联感降低了很多，土地和生活的传承断裂，农民想的是上楼，孩子不会再回来，这块地未来子孙不会再用。”人们不再关心这块土地还会孕育出什么。
她翻译过“美国土壤物理学之父”富兰克林·金在1911年写的书，叫《四千年农夫》，核心观点是，中国历史上作为全球最大的帝国且千年不衰的奥秘就是农家肥的应用。
“一个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崇拜，既羡慕东亚的农耕，同时困惑美国应该怎么走出破坏地力的方式。”石嫣感慨，中国农民不太计算劳动力的投入，其他工种，多花一倍的时间就多挣一倍的工资，而农民宁愿多花5倍的时间来多挣一倍钱。
“农民比我们懂。”从事农村经济研究的金书秦说，“当消费者信任、市场能辨别出优质的农产品，农民获得应有的价值，是会种出优质的果蔬的。”
“更多新农民愿意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配送、流通，年轻人越来越多，乡村也就振兴了。”石嫣说。
产业兴旺之外，金书秦认为，减少化肥农药，使水质提升，生态宜居，也利于乡村振兴。化肥“瘦”身，纤体也美“颜”。
对山东的那家化肥厂来说，如果不及时调整方向，国内市场的好日子可能已经到头了。施肥自古是农耕文明的精华，在刀耕火种的时代，人们就学会将植物焚烧留下养分；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化肥业因化肥而“肥”。但今天，化肥业必须适应人们正在寻找的更理性的施肥方式。
“化肥企业的压力比我们大，比政府大。”崔振岭说，“‘化肥零增长’意味着产量的天花板到了，以前可以拼项目规模占领市场，现在要改变方式，真正服务农民。”
不过，化肥厂面对的并非全然都是坏消息：农业专家说，非洲如今还在研究如何多用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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